-----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

 博士生：王振山

 论文摘要：

　　 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信用经济。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与配置不能直接地实现，必须借助于货币和货币资本的交易和配置来完成。因而经济资源配置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成长的要求和人们提高福利的需要、是否能实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交易及其结果，取决于货币和货币资本的分配。
    　金融在现代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而是一种资源——金融资源（Financial  resource）——的存在形式。由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独立形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则是指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准备，是经济效率的表现形式和推动因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源的增长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培育，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攻下。但是，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和金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障碍。因此，研究确定金融效率的标准、实现条件和制约因素，寻求解决提高金融效率的对策和出路，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效率论》在重新定义金融资源、金融效率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以金融效率为主线，将帕累托效率理论发展和延伸至金融资源的配置领域，并对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条件、决定金融效率的外定因素以及金融体系内在运行特征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作者认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条件是：1.储蓄者或投资者任意两种金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且等于商品价格之比。或任意两种金融商品的边际投资效益率相等。2.金融资源需求者，即融资者任意两种融资产品的边际融资替代率均相等且等于商品价格之比，或任意两种融资商品的边际融资成本相等。3.使融资者和储蓄者同时达到最佳状态的条件是：任意两种金融商品供给的边际转换率等于相应两种商品投资的边际替代率且等于两种商品价格之比。金融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成熟有助于帕累托条件与金融效率的实现。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金融理论，拓宽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金融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认为，总体经济运行的效率状况是决定金融效率最主要的外定条件。除此之外，市场机制、金融交易信息条件和金融交易成本对金融效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论文分别就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管制、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等因素对金融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作者认为，金融创新、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通过培育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金融交易透明度和信息完全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对提高金融效率做出贡献。金融管制则是在市场失灵时，弥补金融效率损失的权宜之策，从长期来看，只有当金融管制与培育市场机制并行时，才对金融效率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最后指出，金融不稳定除了源于总体经济的缺陷外，其直接原因是金融效率低下。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创造经济健康成长的金融条件，必须大力提高金融效率，并将提高金融效率作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出发点。
   　 论文关于提高金融效率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指导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制度、原理及中国化应用的研究
博士生：吕炜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旨是对风险投资原理及中国化运用给予理性层次的经济学阐释。所以选此角度，是基于两点考虑：
　　（1）风险投资在中国纯粹是一个“舶来品”。在尚未搞清楚它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前就急于设计本国的风险投资政策实施方案，会难以避免某些认识误区。而探究其原理，显然会对中国化的合理运用有所补益；
　　（2）风险投资与新经济相关联，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新特征不可分。中国尚处在工业化中途和市场化过程中，发展阶段和转轨阶段的制约因素，使其在吸纳风险投资创新机制时排斥性大于相容性。因此，在研究风险投资原理的基础上还必须研究中国化有效原理。
 　　除前言外，论述分4个部分逐层次展开。其线索是：风险投资的微观和现象层次的归纳→风险投资的宏观和理论层次的归纳→风险投资领域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和思辩→风险投资原理中国化运用的约束和可能性。以上分层次展开的4个部分，相应由第1章→2至3章→4至5章→6至7章的叙述，共计33小节和44份图表来完成。

 　　第一部分是进入本文中心论题的铺垫，目的在展开原理性讨论之前，先对风险投资这一“舶来品”勾划出一个总体轮廓，作为纵贯全文的分析对象。选用这样的框架构建方法，我借鉴和学习了两位大师的成功范式，一是张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参见附件一），二是滕维藻教授的关于“农业影响工业化的历史检验”而以英国和欧洲大陆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参见附件二），它们均是以现象归纳入题。我希望通过“第1章/风险投资的现象层次归纳”，将风险投资这一“舶来品”从模糊状态归纳为现象层次的可分析对象，所遵循的是辨证唯物论和综合、归纳的方法。理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般原理则不仅在这一章，而且一以贯之通篇都是在理解它们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相关的分析中去的。
 　　第1章分为5个小节。第1节“总看法/论题缘起”，作为首章开头，兼有引领全文的任务，现象层次归纳的大意都约略提到。第5节“小结”，则归结本章和衔接后文。
 　　第2节考察风险投资的起源。它的发明者本意是创建一个基金，使过去5到10年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落虚处。具体说是二战中供职于华盛顿的国家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负责协调全美战时研究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Karl Compton，在二战结束前回到麻省理工继续做校长后，于1946年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名为ARD（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通过剖析这一经济事件诞生的背景及相关材料，我从中得出的看法是：风险投资的出现是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需要金融支持而原来金融市场因制度性限制不能提供支持的情况下，由创新的投资方式完成了金融市场“补缺”功能。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风险投资经政府推动和不断创新已扩充成一个高效率的独立投资领域。其独立出来标志是：
　　①它将原来的生产过程提前，即超前在高新技术成果研发阶段的“种子期”就已开始介入投资；
　　②它将原来的生产过程缩短，即所孵化的提供流行产品和时尚服务的新兴企业表现出成长性时，就主动蜕资转手他人经营；
　　③它以“生产”一个新兴企业作为一件商品“整卖”作为独立的投资——收益的过程循环。
 　　以上的看法体现于第5节“小结”中，而对它的现象层次的评述是通过3、4两个小节来完成的。前者考察风险投资的操作系统；后者通过解剖一个风险投资曲折而最终成功的案例分析其运作机理。概括地说，风险投资的操作总系统是由3个各自独立、互相联系的子系统构成，即“日益多元化的主体构成系统”、“日益健全完善的中介服务系统”、“力度逐渐增强的政府支持系统”。通过多份图表展示和案例分析，说明了在风险投资领域，巨大增长潜力的投资机会与寻求高回报不怕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是以怎样的方式和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其运行的循环过程和资本重整方式和机制又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方式和机制与原来的生产过程中的普通投资的区别在哪里。
 　　总之，在第1章里所完成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实践材料构建一个“风险投资是什么”的客观分析对象。
 

 　　第二部分包括2、3两章，它是紧接第一部分延续和发展而来的。即“第2章/风险投资制度的理论层次归纳”与现象层次相衔接上升到理论层次，在风险投资视为一个独立投资领域的基础上提升到制度层面来考察；“第3章/风险投资的国际间发展线索评述”，与个别案例解剖的微观层面相衔接，选取美、英、日、韩、印等不同类型国家风险投资发展状况为宏观分析对象，揭示了风险投资风行全球的趋势和差异性。由这两章往后发展，前者引出“第4章/风险投资原理的经济学解释”，后者引出“第5章/风险投资原理的引申性思考”中的不同国别的风险投资不同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分析。而4、5两章作为本文的第三部分，显然是第二部分内容的深入和升华。

 　　在二、三两大部分中，我集中论述、展开讨论和自我感到有所创见的观点有：
　　（1） 关于风险投资特异性的认识
　　本文在分析既有风险投资定义的缺陷后，分别对风险投资制度给以完整定义以及对风险投资行为给以简化定义。其完整定义表述为： “所谓风险投资，它是特定指以某个未来产品或未来服务的最初风险资金需要为关注点，以资金管理者和新型企业创业者为运作主体，以孵化一个有迅速发展潜力的新企业而以所持股份在市场前景显露时高回报蜕资为目的，这样一种明显地体现着新的资本运营理念与新的管理技术相结合，并以加速高新技术商品化进程和改善宏观经济效益为特征的循环投资领域及其支持系统。”其简化定义表述为：“风险投资是为获取未来成熟企业高额转让收益在其孵化阶段冒险投入即期货币。”在此基础上，用模型进行了风险投资产生的逻辑推理和风险投资与普通投资两种类型资本运动轨迹的差异比较，从而得出了本文对于风险投资特异性【表述1】和【表述2】。
 　　本文认为，风险投资特异性即它的本质特征，应当由风险投资与普通投资鲜明地区别开来的最显著征象和标志来确定，内容越集中、表述越精炼越好。而现实的情况是，国内外看法并不统一，国际权威机构的看法也不一致。即使对风险投资概念本身而言，仅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曾经有过3种不同表述。本文在举例分析既有表述的缺陷后认为，应对表述作“方法论的改进”。既有的表述多从风险投资本身考察其投资的特异性，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即改为选择风险投资的对应物——风险资本作为其阐释风险投资特征的考察线索。这样得到的【表述1】是：“风险投资的特异性，突出表现为金融活动与产业资本结合层次的高级化和结合方式的超常规性”；【表述2】是：“风险投资的实质，是具有超常运作理念的货币资本主动追逐高新技术创业体预期高收益索取权的一个特殊形态的资本运动”。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侧重于资本形成的角度，后者侧重于资本运动的角度；前者蕴含丰富，在判析风险投资与普通投资差异性方面，具有进一步细密化的拓展余地，后者则在理解风险投资者的行为动机及行为轨迹与普通投资领域投资者在这一方面的差异性上，提供了直截了当的导引。
 准确表述风险投资与普通投资相区别的内核，既是针对风险投资领域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经济学考察的起点，也是一国引入风险投资机制过程中防止政策设计变形和移位的理性根基。为此，本文不仅提出了上面两种表述，而且以足够篇幅，分别对“选取资本形成、资本运动的角度阐释投资特征的合理性”和【表述1】、【表述2】的关键词，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数据例证。
　　（2） 关于风险投资制度创新意义的分析
不只从行为、方式的角度去观察风险投资的特异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考察其创新意义，这显然是理性思辩的深入。本文安排了近两万字的篇幅，来对此展开论述。
首先指出，任何经济事件的出现都必定是某一经济体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风险投资从本质上说，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结构多次升级后竞争日趋激烈、平均利润日趋下降，消费动力不足、闲置资金累积增多等特定环境下，市场经济主体和政府共同为剩余价值资本化排除障碍所推动的一个金融制度创新成果。具体说，为了发现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他们努力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产过程”前移，即“逼近实验室”、将“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体的过程”独立出来运行；基于此，为这一独立运行的“新利润生产过程”开辟一个“独立运行的资本市场服务过程”的任务，就向金融部门提出来了。而这一点，正是风险投资制度性存在的依据。接着论述了经济活动领域的创新实践上升为引致政府关注的制度性成果的必备条件，以及风险投资是如何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以怎样的过程完成制度化任务的。在给这一过程进行划分阶段的评述之后，着重从两个方面讨论了风险投资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的创新贡献。由此形成了两个观点鲜明的论点【归纳1】和【归纳2】。
【归纳1】系由从选择和分工看创新意义的角度提出/制度创新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扩大人类经济选择范围；风险投资制度创新的成果，直接表现为金融分工细密化和“新利润生产过程”的形成。在对论点【归纳1】进行从一般到个别的经济学分析后，具体对风险投资引致分工变化的原理展开了模型分析（参见图表13），并在此基础上将风险投资制度性创新引致的最新分工与人类历史上三次大分工、与近代几次产业革命所推动的几次社会大分工相比较，指出其具有耐人寻味的特殊之处，因而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归纳2】是从技术进步看创新意义的角度提出/对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定量分析是困难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价值实现过程表现了相似的迂回性。风险投资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产权认定机制，从而使潜在价值市场化实现概率大为提高。对论点【归纳2】的阐述是分为3个层次一步步展开的。首先引入“索洛残数”讨论指出迂回方式对技术进步进行定量分析，虽然人们对其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但是，因为索洛教授这位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却“改变了人们寻求经济增长的方式，开始了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代”。接着，由技术进步定量分析的困难和迂回方式进行定量分析路径，引出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定价困难和商品化率低下这一问题的讨论，从而指出高新技术成果所具有的“变现确定性在纵坐标上移动较大”的“潜在价值”共性。在对潜在价值进行定义并将潜在价值与显在价值的产权占有和转让特征作对比分析后，本文以足够文字和图表对风险投资在疏通知识产权交易变现从而大大提高了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率方面的制度创新机理、成效，进行了模型推导和逻辑分析（参见图表16、17、18）。
（3）关于风险投资机制博弈潜在利润的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
人们在谈到风险投资时都无法回避“成三败七”的高风险和“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高回报同时存在的客观事实。正是后者的强大刺激力，才使得风险投资领域资金进入量超过了退出量。但是，为什么风险投资领域有如此巨额的潜在利润存在？这种潜在利润与普通投资领域一样也存在获利空间所指的那种利润相比较，有怎样的差异性？这种潜在利润为什么不能在普通投资领域按其原有的方式获取，却必须到风险投资领域通过建立新利润生产过程而得到？在本文作者接触到的文献中，还未见到有人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经济学阐释。但它显然是个极富魅力的研究课题，因而安排相当篇幅，提出理论假设并在实证过程中形成了一组相关的概念。而这一点，无疑还是本次论文的核心论点得以存在的基础。本文的一些可能称之为创见的认识，也是基于此而得以扩展开去的。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目的是获取经济中实际存在却并非人人能看到和得到的潜在利润。本文认为，所谓潜在利润，在竞争性经济中只能从符合市场化游戏规则中通过改变生产函数实现相对时空范围的垄断利润来获取。而风险投资博弈超过平均利润率的那一部分高额利润的经济学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以契约资本化促成风险投资高能量构成的生产要素最优化整合，通过生产未来的“稀缺”实现了追逐非同时竞争的垄断利润的博弈收益。除相关章节对此提供铺垫和背景材料外，关于这一理论假设的推导和实证，集中在第4章并围绕图表23——图表29一组模型来展开。
　　本文首先分析了竞争市场中大公司、大企业“领先一步独占着财富和市场优势地位”的本身对后来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所构成的“天然排斥”的垄断效应，以及风险投资背景下富于新奇构想的以满足未被发现需求为创业目标的小企业、小公司后来居上的成批涌现现象，由此提出小企业、小公司规避“同时竞争市场”处于竞争劣势，另行开辟在“非同时竞争”环境“第二市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理论假设。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乏借用物理学和数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范例，所谓“均衡”、“非均衡”即源于力学。本文在论述非同时竞争垄断优势和非同时竞争垄断利润时，则引入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关于光速不变原理效应的重要概念，即“时间的相对性”，用“同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从比较以风险投资者为观测点的“同时的竞争”和“非同时竞争”所引致产品利润率变动周期的错动，对上述理论假说作了模型推导（参见图表24、25、26）。
　　能够与大公司、大企业“领先一步”优势地位博弈“非同时竞争”垄断利润的微观主体，并不是任意一个小公司、小企业就可以担任的，前提应是具有风险投资制度背景的创新优势。从资本运动形态说，风险资本必须在运行效率上优于普通投资。沿着这一思辩线索，本文引入物理学的另一概念“能量”而提出了风险资本是一种高能量资本的经济学命题。能量的物理学含义是物质运动的一般量度。当物质运动形式发生转换时，能量形式同时发生转换，而一个物体的能量愈大，就可以在物质之间发生传递的过程中对外界作更多的功。本文认为，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资本一旦停止运动它的生命也就停止等观点，从理论上说，对资本运动进行“一般量度”，从而对其作能量传递大小的能量分析，也应当是不被排斥的分析方式，只是“量度”和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在物理学中，能量通常用E表示，本文以GE来表示对资本能量的衡量值；经典的资本有机构成公式以C：V来表示，本文提出资本能量构成的公式则写成：GE=（C’+ V’）/（C+V+C’+ V’）。C、V分别表示经典意义的不变资本（支付生产资料的价值）、经典意义的可变资本（支付工资的价值），C’和 V’则是由于风险投资领域在契约资本化过程中对高新技术成果潜在价值和风险企业职业管理者未来收益或受损的产权确认而新产生的变量，其中C’代表被量化为权益股份的技术的无形资产，V’代表被量化为权益股份的管理的智能劳动。GE的值越大，表示该资本能量越高。相对普通投资领域普通投资C和V的价值评价及运行效能而言，所有风险投资领域的风险资本均可视为风险资本。因而从微观层面看，风险投资领域的运行主体，一般也都具有博弈潜在利润的相对优势。
　　关于C ’和V’在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中怎样实现契约资本化，本文制作了两个模型，分别对“技术被量化为风险资本”、“管理被量化为风险资本”的创新机理进行了分析（参见图表28、29）。
　　（4）关于风险投资效率差异引申而来的制度安排要义的几点思考
这方面的内容，是与“第3章/风险投资的国际间发展线索评述”为材料，以“第4章/风险投资原理的经济学解释”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和命题为分析工具，并引入美国和欧洲一些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集中在“第5章/风险投资原理的引申思考”的框架内，由5个小节来完成论述过程。
　　关于风险投资的效率差异，本文认为，它是由两个层次的制度性因素来决定的。一层是，风险投资的普遍发展，一般说来，它具有带来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这可以拿美、欧的对照来说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国。其政府要员和权威研究者认为，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至少有50%以上曾得到风险投资支持而得以发展，目前这一比例已达到90%以上；正是风险投资的推动，使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时间从20年缩短到10年以下；新经济带来新市场动能使美国经济由低落进入迅速复苏和稳定增长状态。英国政府要员认为，欧洲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落后美国十年，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十年。付诸于行动最快的英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国。另一层含义是，发展风险投资需要一定制度为支持并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来推行，不恰当的制度安排会有碍风险投资效率的发挥。对此，本文以美日比较为参照，分为“技术的角度”、“金融的角度”，列举数据和法规条文为例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对比分析。
　　在风险投资制度安排的恰当性选择方面，从理念形态说，技术观念的更新和金融观念的更新，可能也是较为重要的两个考虑方面。美国一位学者评论说，日本擅长利用成熟的技术，拿到一样成熟技术每年把它改善1%，但很不擅长发展革命性的技术；而在美国从大学教育开始就注重技术突破，靠把什么东西改进1%是得不了优的。欧洲一位学者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不只是由科学实验室产生，也可以因“社会以技术为基础，愿意使用技术”而产生。这里，“革命性的技术”、“技术突破”，显然在层次上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内涵更为接近。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只满足利用成熟技术而不能有效发展革命性技术的竞争者，在擅长技术突破并能有效控制核心技术的竞争对手面前，原来处于强势地位的可能变为弱势地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可能变得更弱。而社会以技术为基础，愿意使用技术这一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观点的提出，则印证了风险投资活动的实践，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性环境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由市场来安排，可能更具效率。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GNP增长的实际值一直低于GNP潜值，而同一时期，日本经济在亚洲迅速崛起；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微弱但比较稳定的景气征兆，同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则出现大幅震荡，随后两国经济增长走势继续沿此转折发展，美经济复苏而稳定增长，日经济快速滑落谷底而至今尚未振作。出现如此逆转，除了以上技术观念的辨析外，金融观念及制度选择差异，显然也是与此相关联，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ARD是在1946年，日本在1951年成立风险企业开发银行开始向高新技术风险企业提供贷款，其风险投资发端在时序上相差并不远。所不同的是，在美国，风险投资从资金来源到运作机制均表现出开辟有别于原有信贷系统的投资新领域、新机制的倾向，政府对此一再强化激励措施；在日本则与之相反，风险投资的运行一直与原有信贷系统存在割不断的联系，政府对不利于风险投资主体创新的法律条文没有进行必要和及时修改，新的激励政策其支持力度又显然不够。资料显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风险投资公司发起人90%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财团，而美国风险投资金从一开始就以个人及家庭占稳定份额，而以退休基金、有实力大公司创办的基金、捐赠基金为主体，原来普遍领域常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起初所占比重就小，到1996年、1997年则分别降到5%、1%，表现出逐步从这一领域撤出的倾向。
　　从微观层面考察风险投资效率差异，C’ +V’的整合效率，无疑是重要的衡量要素。就国家间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运用来看，风险投资的效率差异，就不能不与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者的技术创新观念和金融创新观念的定位思考及路径选择的偏好取向有关。美国政府多年来所采取的鼓励金融资产从传统系统向创新系统转移、从普通投资领域向风险投资领域转移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取向，使30年前传统银行操纵金融资产总额的50%而降至25%，客观上则表现为美国经济总量由传统经济部门向新经济部门的历史性转变得以加速完成。这其中是否蕴含着更为深层次的金融革命的寓意，还值得进一步观察，但基本提示已很明确。

　　第四部分，关于风险投资的中国化运用。它是划分为“风险投资中国化的一般原理”、“风险投资中国化的有效性原理”这样两个层次，来展开论述的。在篇章结构上，分别形成6、7两章，前者侧重论述中国化的制约因素的一面，后者侧重讨论借鉴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崭新的投资形式，它的先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制创新所引致的效率，使它先进于普通投资；二是资本组合层次引致的高能量聚合，使它先进于普通资本。两个方面的先进性，加快了价值运动的速度和密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一种新的生产力来源的产生，首先意味着新利润来源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为现实价值，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储蓄被调动到金融部门的可能性。拒绝学习风险投资所提示的先进性经验，如同拒绝任何来源于发达国家管理现代经济的其他经验一样，那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但盲目模仿亦不可取。本文所持主张是“多观察”、“学原理”、“重消化”。
　　所谓“多观察”：风险投资孕育的美国新经济现象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产生广泛影响，而风险投资领域还在继续为它孵化新型的成长性企业，显然又成为新经济保持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风险投资——新经济”下一步还会怎样发展变化？其“游戏规则”和总和影响将怎样作用于世界经济走向？这些都需要耐心观察。
所谓“学原理”：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原理及其对美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牵延性变动，对中国经济来说，从经济学原理上去作深层次思考和借鉴，比直接性模仿风险投资操作的意义要大得多。从原理上思考和借鉴，主要考虑在金融结构和企业组织两个方面怎样进行“革命性突破”。
　　所谓“重消化”：应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充分尊重产业结构现有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性投资的制约规律，分层次地推动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成果商业化结合。不适宜这样推进的地区或产业，则应立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或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基础产业。
　　在分析风险投资中国化制约性一面时，本文安排了“发达与发展中/理论的线索”、“发达与发展中/实际的考察”两个小节，以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中的重要观点为指导，从理性阐释和实证两个方面入手，指出风险投资这种崭新的投资形式和超高级投资形态，它与少数发达国家所处“高额群体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发达经济水平和丰裕的储蓄——投资能力等经济环境，是彼此相生相容的关系；对处于“起飞阶段”或“向成熟推进阶段”的一些新兴国家来说，可能是相生相容大于相克相斥的关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在承受经济增长能力和发达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压力下，进行风险甚大的模仿。中国作为市场化转轨中途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模仿性引进风险投资原版操作系统，所面临的，将是发展阶段错位和体制转轨不到位的双重压力。
　　从前面分析风险投资的特异性和运行机理，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崭新的投资领域活动的资本，它是以主动追逐高新技术创业体预期高收益索取权为目标的高能量资本。这意味着：①它是一种不只介入“虚拟资本系统”交易而且需要以一定形式承担“实体资本系统”管理职能的“跨系统运行资本”；②它是在创业阶段“成三败七”概率下为预期高收益索取权不断追加投入的“多次虚拟”，并且还要承担创业成功但二板上市收回投资仍然可能受挫的“超常规虚拟资本”。这里不难看出，它在聚集超常增殖动力的同时也在聚集着超常虚拟的风险；如果说普通投资领域的权益预期虚拟机制是一把双刃剑，那么风险投资领域的超常预期收益索取权的虚拟，则是这样一把双刃剑的剑锋。而这，也正是本文将风险投资视为超高级投资形态的理由之一。
本　　文首先指出风险投资中国化的约束性一面，并不等同于拒绝在近期引入风险投资操作系统的现实意义。与之相反，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地区间和产业部门之间差异甚大，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在若干地区、产业先行一步试验性引入风险投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为此本文在第6章末尾专门列出“局部模拟的可能性”一节，以3个直辖市与广西、西藏、甘肃三省区作为对比，进行了实证和说明。
　　第7章首先提出基本看法：对于中国经济运行和公众经济生活来说，仅在操作层面讨论风险投资的中国化运用，其价值并不大；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和借鉴参照，是隐含在“风险投资——新经济”这一令当代经济学困惑的重大事件背后的未来经济世界结构性变动趋势和若干制度性变迁正处在孕育中的一些暗示，对此中国经济学者和管理层不能不加以重视。在提出基本看法之后，划分3个小节，围绕新经济本质特征及风险投资中国化第一要义、风险企业提示的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机制、风险投资领域的开辟所引致金融业变动趋势等三方面为中心议题，根据本文作者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略带新意的看法。
　　（1）本文认为，“新经济”的称谓，传达着人们匆忙地站在“旧经济”上感悟新出现经济现象尚未深入本质的表述特征。这种“匆忙”表述很快得到广泛认同，意味着一种重大变动的经济过程业已开始，需要对此跟踪研究，但没有必要将“新经济”定义局限于“信息化”或“网络经济”。基于此，本文对其概念作了比较宽松的定义：“所谓‘新经济’，它是指同时代人们对同时代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流行商品或时尚服务的供给者——新型企业所聚集持续市场冲击力的一种最初理解和模糊表述。”对于众说纷纭的“新经济之谜”，从本文研究视角出发，可作如下解释：“美国目前的经济强势地位，是由一批成功开发当代高新技术成果为流行商品或时尚服务的新型企业所构成的持续市场冲击力的集合效应所引致，而实质是风险资本为代表的高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追逐‘非同时竞争垄断利润’引起全球财富向其转移所引致。”根据经济史学家考证，当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在英国突然间使产量增长达到难以置信程度时，人们并未认识其意义，“产业革命”的精确概括及其定义也是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得出来。从ARD公司孵化第一个风险企业胚胎到“新经济之谜”构成广泛的市场冲击力，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但资本构成差异影响人们经济关系的基本规律没有变，所不同的是：当今以“新经济”作为时尚流行的载体而行使主宰权的“资本”，早已不是“用机械能代替人力和畜力”去对“人力和畜力”行使主宰权时代的资本，而是以“比特世界的操纵力”去对“机械能”行使主宰权的“资本”。简而言之，普通资本被置于高能资本的主宰之下的现象，正在全球化浪潮中扩展开来。作为应对措施，本文认为：“风险投资中国化的第一要义，是将‘风险投资——新经济’置于全球性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以思考。落实于投资业是提高现有资本的能量构成问题：①加速普通资本向高能资本转化；②逐步实现中国总资本结构的高能资本广泛化；③在条件优越的地区、产业、企业加速地使高能资本聚合起来并高效率运动。”
　　（2）本文认为，在风险投资背景下诞生的风险企业，蕴含着高于或优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组织创新因素。以往讨论相关概念时，多是从企业出发去观察企业家，暗含着先有企业而后才有企业家、企业的重要性是优先的；风险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和特殊运行机制要求，C’ +V’的效用是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体或成或败的关键，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相应地随之上升。基于此，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以新的视角分别给“企业”和“风险企业”作出定义：“企业是试图交换效用来获取大于风险摊销价值的价值回报的生产要素组合体。它产生于效用不能满足需求的市场化初期，随竞争性经济发育成熟，因效用过剩而逐渐处在风险支付价值大于价值回报的不利地位”。“风险企业是以引领创造性经济潮流来实现其效用供给所得价值回报大于风险摊销价值意图的生产要素组合体。它产生于原有效用供给过剩的市场化成熟期，因而在应付过剩危机方面具有应变机制的先进性。”比较而言，风险企业在“权益结构调整的灵活性”、“资本整体构成的先进性”两个方面，优于定型于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一般企业，从而表现出企业组织创新的意义。由此得出风险投资原理的中国化应用的相关内容，可以归纳为：“风险投资中国化过程中的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意味着对创造性自动适应能力的结构优化。企业家对于企业的重要，超过了企业对企业家的重要。应该建立对企业家处理风险能力的测度系统和补偿机制，同时推进企业劳动结构的智能和技能密集化。”
　　（3）本文认为，单就风险投资操作系统如何借鉴和引入，这样来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或改进，意义不大而且层次太低；如果将“风险投资——新经济”视为引致金融制度变迁的背景，这样来思考整个金融系统的结构调整趋势，将会得到一种站在银行之上看银行、背靠整个经济运行变化看金融创新和创新金融的感悟。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研究与发展密集度”作为考核指标对所属国家制造业划分技术等级的分类，对美国风险投资业投资热点的分布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行业结合的比例在1978——1980年间占82%，在1987——1989年间占100%，1991年占93.7%。这一组数据说明，由金融市场“补缺”的初始动机从民间萌生的风险基金，经政府扶持和规范为新的投资领域后，其货币信用职能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形式已逐渐定位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而比原来由银行信贷服务的一般产业部门提升了一个层次。另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的美国社会中，约有2000万个美国家庭至少在6000多项投资基金中选择了一项进行投资；20年前，美国有75%的私人资金放在银行存折或各种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上，到90年代这一比例颠倒过来。由后一组数据反推第一组数据，得到的基本判断是，愈来愈多的资金正通过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抽出和加入到包括风险基金在内的各种投资基金帐户，一出一进之间，在并不进行特别的政府调控的条件下，实现了资金总量服务于结构调整的大转移。第三组数据是一道假定的算式：500×0.80×（-0.70）=-280亿美元。它的含义是：1999年度美国风险投资业向风险企业投入风险资本总额500亿美元，其中80%是有限合伙制类型的私人投资公司，按“成三败七”概率会有70%的投资出现负利润，由此得出该年度独立的私人风险投资帐户上可能出现280亿美元的损失。这里重要的不是数字的准确性，而是提出一个如果这样的金融问题出现在传统的融资领域，会是怎样一个规模的信用危机？风险投资对于金融制度变迁的意义，不仅从它不断扩大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的规模，进而牵引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资金平稳转移这一方面；而且由于它所建立的维系投资者长期合作的有效机制，使其在避免既有股票市场过度投机问题发生方面也有所改进。从发端于美国的这场由风险投资推动和加速的金融制度变迁的现状看，它似乎还处在探索中改进和改进中探索的播散阶段，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相当宏观的。因此，本文的倾向性看法是：“风险投资中国化对于金融系统提出的首要任务，也许不在资金供给，而在于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一个有效地保证资金向高新技术领域自动转移的崭新投资领域。就其金融系统自身来说，也许已经不是‘金融创新’而是‘创新金融’的问题。”